傅松斟酌道:“那我就简单说说县级职能机构的运作方式。在中国,县级政府机构基本上实行的是三级直线制。也就是单位主要负责人对全盘工作一把抓,分管领导按分管职责对分管部门实施计划、指挥、监督、协调,具体部门在总的目标任务下,在分管领导具体指挥下实施工作方案……。”
卡曼道:“这种政府组织架构,使得权力过于集中,如果机构的领导者是个平庸之辈,很容易造成整个机构运行效率低下,而且三级直线管理模式增加了管理层级,增大了信息传递失真度,降低了反应速度。”
哈维反驳道:“不不,这种管理模式虽然增加了管理层级,却在很大程度上减小了管理幅度,使一、二级管理者分工明确,能充分有效地行使职责。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专业化,未来政府部门的领导者,必将更注重其专业化、专职化。”
卡曼苦笑着耸耸肩,道:“瞧,我们本来是吃饭的,现在又辩论起来了。”
哈维道:“辩论使人清醒,使人进步,更是生活的调味剂。如果没有了辩论,人就沉沦在自我之中。”
傅松怕两位教授真的来一场晚餐辩论会,连忙岔开话题,用一种请教的语气问道:“哈维教授,您作为地理学家,为什么会从地理学切入马克思主义研究?”
哈维放下刀叉,用餐巾擦擦嘴,道:“我个人从未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个学科,我只是喜欢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有趣问题。作为一个地理学家,我比较关注空间、地理、地区环境的演变过程,这些可以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部分。后来我尝试着把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植入地理学学科,因为如果我们不去看待社会上的地理位置、空间、环境的演变,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社会的发展过程。我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内在具有地理方面,如果将地理因素剥离掉,单纯的研究马克思主义,那将是片面的,是不完整的。”
傅松听得很认真,一边听一边思索,道:“您说得对,原生的马克思主义忽略了空间问题,这或许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,毕竟十九世纪中叶,资本主义还没有开启全球化的征程。但全球化思想其实早已根植于马克思思想中,比如他对社会分工的论述,机器大生产、大工业的出现必然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,这种分工又引起商品交换的扩大,而商品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则形成了世界市场,世界市场使各个国家、民族连为一体,形成世界历史。”
“globalization?”哈维眼睛一亮,道:“我喜欢这个词,很形象。全球化,尤其是经济上的全球化,给予了资本主义国家‘空间修整’的机会,将自身积累的危机与阶级矛盾转嫁到国外市场。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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