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光明深怕我问更多的,都只有一个百分点了,居然还说不损人。
张笛是办公室主任,主管业务增订单回收后的编排工作和安排所有职员饮食开支,她的下属就是包括厨房帮工在内的六名人员。
帮工是个农村姑娘,叫朱鲜,每天跟职员赵王兵打得火热,有点好吃的菜,非要悄悄地藏起来留给赵王兵吃不可。
张笛几次把她捉拿归案又奈何不得,看在赵初美舅子的份上,只有放人。
张笛并非北京人,她的一口流利普通话,是在北京读大学时练就的,成都郊区人。
每天晚上下班,在住宿房里就有一张牌桌亮开来,方蛟、田大青、乔雁、赵王兵是修理长城的主要成员。
张笛不愿搓麻将,我不会搓麻将。
朱鲜自然就成了赵王兵的看客,闹得我写信写不安静。
张笛扯两团棉花来塞进耳朵看书,天天如此。
关牧山给我写的信,几乎每封都是流着口水写的,想我想得发了疯一样。
连续两月来,都是每天一封。
我的责任首先是稳定他,把一切放长远。
正当我的《同时诞生的两颗太阳》在《四川舞林》上发表的时候。
我才发现自己怀了孕,说如不是为了他大学,我就不会打做人流。
理由是两人已经有了结婚的年岁资格,是可以生下来。
这事,没敢给关牧山讲,我左手拿着报纸,右手拿着信。
这是生活的莫大讥笑,一边是保全性命的文章,一边是抹杀生灵的举动。
在举目无亲的成都,我不愿与任何一个同学来往。
只有两件事,工作努力,写信给关牧山。
“女人的体态溶水如雪,刷刷脆响。这些溜不掉的光阴,终于长出了腮须,像日子的附录。女人、婴儿,铺开血液,组成阳光的厚度,裹完人世不朽的躯肢……”
也只有此时的我,才能懂得我书信的内在意义。
整个身心都成了我自己的精神教徒,前不能行,退不能守。
他说,如果不是因为我退学,那就完全有胆让我去他家,边照顾大,边等他毕业。
可我们俩都在骗大人,说都在读书,怎么拿脸来开口?
这些又让我看来不是什么可提之话,天生就这么看待事物。
并不是关牧山认为我将来一定会在中国舞坛上挖出一块巨大的盆地,用于种植艺术庄稼。
而我的确在成都正面对的现实,不承认这一切会有多长久。
乔雁是全体职员中最富有的人,所以另外的三个小伙子除了在麻将桌上联合搞她的钱外。
还要搞些车轮战术来追她到前途不愁无恋,每天在张笛面前大摆架子。
意思是说追她的人,比追张笛的人多。
我信在张笛旁边,没心思与她交流,她看样子可能认为我不合群。
男寝室在外间屋,女寝室在里间。
男职员只要进了女寝室,就得按张笛的要求,必须脱鞋,必须讲普通话。
否则,扫地出门。
田大青往往把川普杂交话讲得一团糟,苦恼得三五天进不了女寝舍,就找方蛟发大火。
方蛟的歪普通话,最多只能顶住一两个小时。
久了就不自觉地把成都话搬出来,哪怕故事摆到了最紧要的关头,也会被张笛撵出门来。
我是一名普通不会讲,成都话讲不圆的彝人女子。
他们都因此而自觉认为我什么都听不懂,由此说话大小都不顾及我的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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