听出冯天放语气中的讽刺味道,傅松的牛脾气上来了,“我还真就不信这个邪,只要钱给到位,就没有挖不动的墙角!”
冯天放笑呵呵道:“行,那我等着,看看你能找个啥样的好秘书,别到最后又找了半个秘书,跟这半个秘书凑一对,哈哈,正好一个秘书。”
傅松看了他一眼,淡淡地道:“那就走着瞧。”
冯天放端起茶杯,“怎么觉得你信心挺足的。”
傅松哼了一声,说:“我不差钱儿,一个月工资一千块钱……。”
噗……
冯天放又喷了一口茶,瞪着眼睛问:“你说多少?”
傅松风轻云淡道:“月薪一千啊。我还没说完呢,除了月薪外,还有季度奖、半年奖、年终奖。干够三年送一套房子,如果不喜欢楼房,就咱们这里的小洋楼我再搞一栋,离我家还近。呵呵,我就不信没人动心。而且这个价一点都不多,在我眼里,人才无价,一千不行就两千,两千不行就三千,我别的不多,就是钱多。”
冯天放吹胡子瞪眼道:“钱不是万能的!”
傅松露出一副欠揍的笑容,“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。”
看着冯天放夹着材料气呼呼地走了,傅松轻轻地摇摇头,老爷子,您的观念已经过时了,马上就是一切向钱看的年代了!
这个时间并不遥远。
后世很多人都说,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,中国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走过的路,这话放到1980年代同样适用。
改革开放快十年了,短短的十年里,中国社会的变化日新月异,但改变最大的不是物质条件,而是人们的思想观念。
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发生颠覆性的断裂,但孕育全新价值观的社会环境并没有完全形成,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不断暴露出来,诸多新事物泥沙俱下,改革疲劳症正在凸显。
所谓的“改革疲劳症”,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疲劳懈怠现象,主要表现在:一是对改革的质疑在增加;二是改革的动力在减弱;三是对改革的畏难情绪在增加。
改革疲劳症的出现,归根结底,还是利益分配体系出现了问题。
比如,社会政策提倡“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”,而经济上的“价格双轨制”则为部分群体先富起来创造了条件。这样,在“相对剥夺”的社会心理机制的作用下,许多人的社会心理天平失衡了。
到了1980年代末期,整个社会竟形成了一种“端起碗来吃肉,放下筷子骂娘”的复杂社会心态。
国家层面的发展主义、地方政府层面的gdp主义,以及个体层面的拜金主义,其背后的逻辑都表现为将经济上的成功看作是最大的成功,于是“一切向钱看”成了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。
这种病态的价值观并没有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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